吴洪湃在自己的足迹工作室
单位给他开辟了一处足迹工作室，玻璃柜里陈列的都是石膏，看着不过是深深浅浅相似的足迹，但这些都是吴洪湃的宝贝。
今年是他在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工作的第33个年头，他先后参与各类刑事案件检验、复核8500余起，勘查重特大疑难案件400余起。
被评为全国优秀刑警后，他做足迹鉴定的功力很快通过媒体传开，可以通过足迹或者视频监控里的参照物和步态判断嫌疑人身高和年龄，年龄误差在两岁以内。全国公安系统内部向他求助办案的人越来越多。
学习核物理 却进了公安厅
1979年，16岁的吴洪湃考入清华大学五年制的核物理专业，“我很喜欢物理，就想往深了学。”
他刚入校，当时留美归来专门研究核材料的教授李恒德就告诉新生，读书不为别的，“就为国家强大”；他还深刻记得，1984年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对学子赠言，“清华送给学生的是猎枪，而不是干粮”。他和同学也互相鼓励，“牛顿给世界留了四个力学公式，从事这个专业，我们怎么也得给后人留两条曲线吧。”
“那时各个单位都要人，辅导员就问我对工作的想法，我说第一是坚决服从分配，这是青年的态度。第二，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尽量别改行；第三，我想回去建设家乡。”
吴洪湃本以为回老家会从事核防护相关工作，没想到被分配到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痕迹检验室，一上班就发给他两个放大镜。
面对陌生的术语和工作，他有些发愣。他选择用最笨的方法学习——抄书。那时还是单休，对他来说单位宿舍只是睡觉的地方。下班或休息天，他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抄书，能找到的专业书，他都抄了至少五遍。
他第一次跟着老法医“出现场”，看到命案现场的血淋淋，他心里有点打鼓。那时还戴着副黑色粗边框的眼镜，他故意把眼镜往鼻尖推，用眼镜框挡掉视线中的现场痕迹。完事后老法医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不敢说自己啥也没看到，只能借口说年轻人来学习，还没形成看法。
他向前辈讨教，如何克服这种“心魔”，总结下来，“把它只当做工作，是为死者讨回公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除了实验室工作的那部分，需要省公安厅出动的一般是基层“疑难、敏感案件”的现场勘查，为侦查提供进一步的线索。吴洪湃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深感基层办案单位渴望破案，也看到受害者家属悲痛欲绝。
有一次他出差去一桩三口之家被害案的现场，程序上要让受害者亲属过来清点财物，他眼见那位受害者亲属平静却尖利地反问民警，“人都没了，你告诉我要这些钱干嘛？”说完，那人恸哭。
研究足迹方式巧 频遇尴尬闹笑话
在案发现场，痕迹分为手（掌印）、足（足迹）、工（工具痕迹）、枪（枪弹痕迹）、特（特殊痕迹包括牙痕、蹄痕、轮胎痕）。吴洪湃熟悉那些抄了多遍的专业书，发现其他几种痕迹研究都相对完整，唯独足迹方面的研究很少，相关教材的解释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当时内蒙古足迹专家的技术水平在全国领先，他有些同事去内蒙古送检，检验结论对破案发挥很大作用，但同事跑一趟真不容易，背着一箱石膏坐汽车倒火车再倒汽车。“我当时的想法挺朴素的，就想做点什么让基层同志少跑腿、少受累。”
到1992年，工作拼命的吴洪湃对足迹研究已颇有心得。他参加了两次的学术交流会。当时已经写就三万多字的《理论足迹学研究》，这篇论文后来成为20年后他写书的纲要。
1992年冬季，山东省公安厅附近一条马路开挖管道，路边未干水泥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吴洪湃常常在上下班路上蹲在那些足迹旁边，一看就老半天，引来路人围观。他感到好笑的是，有几次他都钻出人群了，围观的人都没散。
有段时间他会一早经过济南市八一立交桥北附近的一所小学，驻足观察那里的学生早晨集中上学，看学生蹦蹦跳跳的，他也不禁模仿起来，招致许多路人侧目。
还有一次，他跟在一位长者身后观察其行走特征，老人发现后用拐杖指着他说，“孩子，你也有老的一天！”
他也跟过30岁的少妇走路，在街上被人大骂流氓，跟人解释不清，他只能落荒而逃。
工作调动换岗 仍痴迷研究足迹
1993年，物证鉴定中心新引进了理化检验方面的设备，领导让老吴去理化检验室工作。这使他必须丢开已熟悉的专业，在一片新的领域进行再探索。
“这好比说我们在一个阵地，我是个狙击手，在这打着，但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扔手榴弹，但我不能说我想留在这里狙击，技术得服从战术。”
从1993年到2003年，吴洪湃在理化检验实验室工作
“内心绝对服从组织安排，但又确实舍不得离开已取得初步成果的专业。”老吴回忆说。妻子也清楚记得，老吴当天回家为这事放声大哭。
毕竟他已在痕迹检验室工作近十年，尤其痴迷足迹的研究，“投入到什么程度？有时候走路，这条腿迈出去，不知道另外一条腿怎么落步。”他老把腿悬在半空就寻思起力的相互作用和可能形成的足印。
事已至此，他只能把足迹研究转化成自己的业余爱好。一下班，他就钻到储藏室里看书，晚上和周末全和足迹研究泡在一起。
深夜想到什么，他会把熟睡中的妻子喊醒，眉飞色舞地诉说一顿灵感，然后自己沉沉睡去，留妻子一人清醒到失眠。
有三个多月他住在山下天天能听见鸡叫，天亮了都睡不着。有一天是凌晨三点多，脑中突现灵感，赶快画了一张行走重心曲线的草图，等着画完了已经六点了，一地纸团。
“画完以后好像是没有精神支柱了，全透支了，整个人瘫在椅子上。”老吴回忆至此，眼泪倏忽而下。
这是1993年，吴洪湃画出了人体重心在四维空间中运动轨迹线和权重重压点转移轨迹线，定量解析了25岁左右时足迹特征的形成机理。
那十几年里，妻子感觉吴洪湃“经常像得了精神病一样”。她有次忍不住发脾气，“吴洪湃，你太自私了”。可先后搬过几次家，即便丈夫在外出差，她也都是先小心翼翼地“安置”他数万字的论文手写稿，生怕丢失。
吴洪湃和同事在实验室
如痴如狂的付出终留下“足迹”
清华大学1978级校友沙凯逊今年70岁了，也喊吴洪湃“老吴”，他是每年山东校友聚会的组织者。在他印象中，吴洪湃朴实低调、好钻研，“他也讲过搞足迹研究，跟着人家路上走，被女同志误会过。”但他一直闹不清吴洪湃具体工作内容。
直到他受邀参加省公安厅组织的技术鉴定会，才知道老吴在刑侦和物证研究上涉猎很广，参与筹建省级指纹系统，“我不了解他行政职务晋升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他敬业，个性爱较劲，爱使劲。”
有些足迹鉴定的结论得不到法院的采信，基础理论薄弱的足迹检验学在本世纪初逐渐走入一个低谷。
DNA等新技术的引入也减少了刑侦过程中对足迹检验的依赖。但是吴洪湃有自己的坚持，“到现场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所有真实、正确的信息对破案都有用，足迹反映出的犯罪嫌疑人信息也是其他痕迹物证不能代替的。”
但如何让足迹检验学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科学的解释，形成完善的理论便于向广大技术人员推广？吴洪湃心里一直悬着这件事。
2000年到2004年，吴洪湃从理论上完成了对30岁左右、35岁及以上年龄段足迹特征的形成机理的分析。
2007年，他在地下室整理书箱，发现有本运动解剖学书，随手翻了下看到一张启发性很大的图，“当时我就哭了，我说你怎么藏这儿了，我找你多少年了，找不着……”
这一运动解剖学的图启发了他对足迹形成的思考，吴洪湃此前寻觅已久
对于20岁左右足迹特征形成的解析一直困扰他，直到2008年的秋天。
那天他送念高中的儿子去上学，学校初中部的学生跳着从他身边走过，他又从侧面看了看18岁的儿子。走着走着他突然顿悟了什么，离开行走的柏油路，跪在了路边的草地里，用拳头擂着草地，大声喊，“我知道了！”儿子吓坏了，忙跑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20岁怎么走路的了！”
他随即用树枝在草地上画出曲线，后来从理论上完善了对20岁左右足迹特征形成机理的解析。
他记得回到家自己开了瓶啤酒，当时不知道啤酒什么味，只是一边喝着，一边念叨20岁，20岁……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步态特征，简单来说，16岁之前是跳 、20岁左右是蹿 、25岁左右是晃、30岁左右是扭、40岁以上是挪 。”如今，吴洪湃可以轻松概括，全然不见当年每一步探求的艰难。
2009年，他的《足迹特征形成解析及足迹特征相对稳定性研究》内容被列为公安部的重点研究项目。
吴洪湃在莘县“2.09”杀人案勘察现场
吴洪湃和他的课题组终于在2011年完成研究任务，公安部派出的验收专家也给出了评价：“研究成果填补足迹学中对足迹形成过程中足与承受客体相互作用部分的国际科研空白。”
2012年5月，他回到阔别19年的痕迹检验室工作。同年8月，他和团队的研究成果《理论足迹学》出版。
2015年6月18日临沂发生一起金店抢劫，犯罪嫌疑人身穿风衣、头戴摩托车头盔，现场指挥部给吴洪湃送来现场监控视频，他盯着看了一天一夜，最终判断嫌疑人在33岁左右。案件侦破后，证明犯罪嫌疑人年龄为33岁7个月。
吴洪湃在研究中曾多次想过放弃，“太难了，不知道头在哪儿，不知今生能否突破”，但很快又说服自己，“总得有人来干，能推给谁？一个人要有一点理想”。
在他从事指纹工作的9年中，山东省公安厅的指纹协查工作在全国排在第二位。他参与研究和主持研究的三个指纹专业的项目分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个一等奖和两个三等奖。足迹研究成果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大学毕业时只梦想在自己从事的专业研究能给后人留下两条曲线，现在我和课题组为后人留了一门学科，今生无悔”。
晚年时光只想做个“孩子王”
吴洪湃想过退休后去幼儿园当老师，无忧无虑。
他工作起来话不多，却是“孩子王”——省公安厅大院里的孩子见到他会主动上前击掌，有时团坐在他身旁吃饭。“跟孩子交往，你真诚与否孩子马上会有感受。”
他喜欢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也常会想起年轻时带儿子一起植树时的对话。
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大家提倡爱劳动，“小孩你让他怎么爱劳动？”吴洪湃买了一套植树的工具，一把镐子，两把铁锹，带儿子去山上植树。
儿子就问他，“为什么要植树？”
“在大树下凉快不凉快？”他反问儿子。
“凉快！”
“那以后你当了爷爷，就可以告诉孩子这是吴爷爷栽的树。”
那时候吴洪湃挖土，儿子负责扶着树苗，他扶直了老吴就往上填土，种完之后就鼓掌。有一次他故意逗儿子，“等你大了咱也不植树了。”“爸，为什么？”“爸爸老了，刨不动了。”“老了你扶着树苗，我来刨啊。”
老吴说起刚参加工作的儿子，“他天天都是办公室最后一个走的年轻人。”
来源：澎湃新闻
彭玮/文 吴洪湃/图
（澎湃新闻记者张家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